在全国大学校名题字当中，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最多，这些伟人题字校名的大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些校名题字过程中出现很多有趣的经过，现整理如下：
北京大学：写得最有精神的当数北大的校名，这四个字饱满生动，一气呵成，似乎最能表达一个伟人气吞山河的气势。1949年12月12日，经校委会主席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同意，校委会秘书汪子嵩给毛泽东起草信件，请文书刘椿年楷书誊写后，送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处。信中邀请毛主席在北大51周年校庆纪念日（12月17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以备制作新的校徽之用。信中附寄了一张纸，纸上有文书刘椿年画的一个长11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下标注“北京大学”四个字，供毛主席写校名时作尺寸参考。195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信封内送给北大，并附言：“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收查。”据悉，毛泽东的题字原件现存于北大档案馆。
清华大学：校名亦为毛所题。毛和清华历史渊源不深，加之毛对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印象好于文科知识分子，他题写清华校名应该是气定神闲的状态。四字清秀飘逸，也是毛字中的精品。1950年6月，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应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欣然挥毫，一连写了六个力透纸背的“清华大学”。而且毛主席还在旁边谦虚地注明“：右下草书似较好些”。从此，由毛主席题写的校徽就一直伴随着每一个清华师生。
湖南大学：1950年，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李达从袋子里拿出信并递给对面的毛泽东：“这是湖南大学学生会以及全体学生给你写的信，请求你把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他们想在你的领导下让学校获得更大发展。”毛主席看了后，笑着说：“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李达校长问，“能给湖南大学题个校名吗？”毛主席爽快地答应了。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亲笔题写了“湖南大学”，并回函给李达：“鹤鸣兄：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顺祝健康！毛泽东 八月廿日。”此信的原件和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校名复制品现保存在湖南大学档案馆。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校门上的四个大字金光闪耀，飘逸潇洒，神采飞扬，是南开大学的标志。更让南开人自豪的是，这校名是毛泽东专为南开大学题写。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此时的南开大学，自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后，还是一片瓦砾，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南开学人决心发奋，再造一个漂亮的南开校园。可是，当时的学校连正式的校门牌都没有。学生会有人提议，请领袖毛主席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名。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南开大学学生会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期盼新中国的领袖为南开大学题写新时代的校名。同学们怀着期盼，但又不敢相信百忙之中的毛主席一定会答应这个请求。 没想到，时间不长，毛主席就回了信。敬爱的领袖专写了横竖不同的几幅“南开大学”的字样，让同学们挑选。毛主席为南开题写校名，这让南开学人心中充满了感动，备受鼓舞。领袖的关怀让南开人脸上同这几个金色的大字一样闪耀着光彩。南开大学，在毛主席的题字中，在新中国的养育中，得到了新生。
复旦大学：1950年，复旦大学为换校门匾额（原匾额"国立复旦大学"六字为于右任于1946年题），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于1950年11月29日代表全体复旦师生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恭请他为复旦题写校名。函发后一直未得到回复。1951年5月11日，复旦大学秘书长胡曲园教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志让先生（当时张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请他在有机会时当面恭请毛主席题写校名，或能征得主席办公厅同意，暂从毛主席手写体中辑取复旦大学四字制匾。在得到同意"所辑字用"的回电后，复旦随即取用毛主席写给周谷城教授信的信封上"复旦大学"四字，赶制成匾，安置在校门门楣上。 同年下半载，陈望道有事北上，专门拜会了张志让先生，重提请毛主席题写校名的事。此后不久，张参加了一个毛主席出席的场合，地点是中南海。张志让没有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此事，而请当时也在场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先生转托。很快，张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函，内装毛主席题写在白宣纸上的"复旦大学"四字，尺寸为27.5×13.9厘米，题词未落款。复旦接到后，立即放大复制成校门匾额、缩小复制后用于校用信封、信笺、校徽、毕业证书封面等，一直沿用至今。原迹请荣宝斋精裱后珍藏于校档案馆。
山东大学：据说山东大学向毛老人家求字，毛老人家不肯，于是回了一封信说明原因，没想到山大竟然把毛老人家在信封上的字拿来了。这当是老人家题名中的一则逸闻。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教育家林砺儒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校长。为此，毛泽东特邀林校长到中南海晤谈，详细地询问了北师大的发展历史及现状。1950年8月30日，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打算改换校徽，校长林砺儒给毛主席写信：“我校拟更换徽章，随函附呈徽章式样一枚，恭请惠题‘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六字，藉光黉宇，永宝纪念”，并随信给毛主席送上宣纸一张。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就收到了毛主席的题字。凡三行。右上角有毛主席写的“送师大校长”字样，并在其中一行字后画一圆圈，写上“一般用”，也就是说，毛主席满意的是画圆圈的这一行字。 由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校名，用“超凡脱俗，狂放不羁”来形容当不为过。其具有自己特异的风貌，而又不受历代书家的思想钳制，自信、果敢一览无遗，以无法而求有法。在毛泽东题写的各个大学校名中，“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挺”。
安徽大学：1958年7月5日，国务院决定曾希圣兼任合肥大学校长，张行言、孙陶林任副校长。同年9月16日，毛主席来到合肥视察，当曾希圣请毛主席题写校名时，毛主席说：“还是‘安徽大学’好。”这就是安徽大学现用校名的来源，从而使得它与解放前的安徽大学一脉相承。
1958年9月16日晚7时许，毛主席从安庆乘汽车经舒茶公社到达合肥，下榻“西苑”。曾希圣请毛主席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毛主席不顾视察的疲劳，于16日深夜一挥而就。接着，他又写信给曾希圣说：“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
1958年9月21日，安徽省委一领导电话通知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张行言去省委，当面将四幅毛主席为安徽大学题写的校名手迹交给他。张行言回校后，连夜召开校党委会研究选用毛主席的题字。
1958年10月，校刊《安徽大学》第一期出版，所用的报头就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名。装裱好的校名匾额，1961年底，被征集到中央档案馆。
北京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定名后，师生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请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铁道部正式函请中央政府办公厅转呈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请求。
1950年12月30日，茅以升校长接到中央政府办公厅的信函，内附1951年元月1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年团拜会”的请柬，这是一次毛主席“做东”的高规格宴请，茅以升和郭沫若、马寅初等科学文化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被安排在第一席，与毛主席同桌。入座前，周恩来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当听到“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的介绍时，毛泽东握着茅以升的手风趣地笑着说：“你也姓MAO，咱们是本家喽！”席间毛主席向茅校长了解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情况，交换了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培养技术人才的想法。在亲切的气氛中，茅以升转达了全校师生想请毛主席题写校名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欣然答应。
1951年4月20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再次转达了师生的愿望。4月24日，铁道部接到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通知，北方交通大学收到了毛主席的题字，在一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写了两行“北方交通大学”，毛泽东自己圈定了第二行。题字一到学校，师生一片欢腾，备受鼓舞。半个多世纪以来，领袖的关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刻苦求知，勇担重任，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栋梁之才。
2000年4月，与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由铁道部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2003年，学校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如今的校名墨迹仍沿用当年毛主席的题字，只是当年的“方”改为“京”。毛主席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名的“交通大学”四字被其它交大借用。
贵州大学：1951年秋，贵州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教授陈述元先生作为民主人士调进中央革命大学学习。陈教授在学习中结识了一位湖南同学，这位有学问的湖南人是毛泽东的故交，毛泽东几乎每星期都要约他去中南海叙事。陈述元向这位先生提出请毛主席为贵州大学题字的想法。这位先生向毛主席转告了陈述元先生的请求。毛主席欣然接受，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用笺写了“贵州大学”。
陈述元先生得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后，立即寄回了贵大，贵大将原件扩大，制成校牌。 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系调整，贵州大学校名取消，部分系并入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昆明工学院等院校。陈述元先生在调往昆明工学院前夕，在毛主席题字原件上附写了注释，内容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主席为贵大题字望同志珍藏原乞书者留言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并将原件保存于贵州农学院。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周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贵州情况，对院系调整撤销贵州大学的意见一并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当即指示，每个省都应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已调整的可以恢复。根据成都会议精神，9月，贵州大学复校，并从贵州农学院取回了毛主席题字的原件，挂出校牌。
广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杨东莼出任广西大校长.1952年,杨东莼校长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求毛主席为广西大学题写校名,很快,毛主席就给杨校长回了信,并题写了广西大学校名，从此,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广西大学校名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