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届高三语文·“国学大师”写作素材
第一辑
一、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
◆ 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接受清华邀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但要辞职需找个相当资格的人代替，赵元任与系主任都觉得，只有陈寅恪有资格接替他，便给远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陈寅恪写信征求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 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该给。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
◆ 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
◆ 1925年，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回国。这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 评价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二、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1901年赴日本留学。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 靠不住的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他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着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他不附和，也不驳难。
◎ 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在讲课之时，王国维遇到某些问题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但是，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说了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 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
宁静无悔的选择，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内心深处的一种恬然吧！
三、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
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章太炎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没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
◎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袁世凯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四、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 才思敏捷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 爱国救国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 真诚宽容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 笃信科学
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生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
四、陈垣
陈垣（1880—197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着；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 信有师生同父子
1970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年6月21日，在京逝世。陈垣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的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将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获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当即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北师大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了，陈垣及其弟子启功两代国学大师，两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伟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缘及其交往的事迹，被世人当作典范而永远流传。
◎ 赤子之心斥败类
抗战期间，陈垣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
五、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８岁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04年春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 聪明过人，记忆惊人
刘师培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有一次，冶春后社诗人程善之从上海购得新出版的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邀请刘师培、方地山二人共同浏览。时近晌午，佣人来喊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刘方二人。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还缺十数个地方。程善之不解其意，直等到方地山也来吃饭时，程问为何姗姗来迟。方答曰：“我刚才默记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一张蒙古全图有千把个地名，而且个个佶屈聱牙，仅一两个时辰，怎可能记住？简直是活说大三光！方说：“我方某人不敢自夸能全背下来，但我保证刘师培绝没有多少误差。”
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块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而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授课不带片纸，信手拈来。“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一笔烂字不成书
刘师培以“一笔烂字”出名。据说当年他考秀才时，被主考官形容为“字如花蚊脚，丑细不成书”。在北大当教授时，他的字被公认为倒数第一。
有趣的是，刘师培对自己的字却自我感觉良好，说：“我书之佳趣，唯章太炎知之。”有一次与同为国学大师的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哭起穷来，觉得当教授没劲还不如下海卖字算了，还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想刘师培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又不好意思黄他的面子，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先生只要签刘师培三个字，就有人肯出钱买了。”
第二辑
六、黄侃
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东北大学、等学校任教授。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干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 孝子
黄侃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 穿布衣“钉鞋”的教授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它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 未出版任何著作的大师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着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着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七、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 专门利人不为己
顾先生作为史学界名家，为了提携青年，在不厌其烦反复修改他们的稚嫩论文后，还凭借自己的声誉与青年们联名发刊。经提携的青年成名后，顾先生则悄悄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如今成为著名学者的童书业，当年仅是一名校对员，没有学历文凭，顾先生读了他的文章后怜惜其才，邀来身边工作学习，按月从自己工资中分出一部分作为他的薪水。致使自己的生活到了捉襟见肘地步，校方拨出一笔款救助他，顾先生却把这笔款用来做奖学金，资助4名交不起学费的学子。有人对顾先生的做法不理解，顾先生则云：“但开风气不为师，一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能倡导风气，拔擢人才，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 卑柔下的桀骜
“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
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
○ 否定儒学第一人
顾颉刚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八、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被尊为一代开宗大师、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 怒斥“神汉”
有一年，熊十力回乡时患了重感冒，一连睡几天。因他不让人请医生，两个乡友便劝他去试试“鸡神菩萨”。他强打精神跟着乡友来到一座破祠堂里,只见神汉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上坛请“鸡神菩萨”显灵。可那神汉扶的“神鸡架”乱晃一气，竟一个字也划不出来，神汉急得团团转，便搪塞道：“你们来的人多，响声大，惊动了‘菩萨’”。熊十力勃然大怒：“骗人的东西，愚弄百姓！”说罢，一脚踢翻了“供案”。
○ 白日掌灯
熊十力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一次，有个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的学生再三请他赴宴，他只好答应。赴宴当天，晴天朗日，熊十力先生却打着灯笼来到酒楼，在门口迎接他的学生感到很奇怪，就问：“先生，您何故白日打灯笼？”熊十力顺手将灯笼递给学生说：“天下暗无天日，一片漆黑，岂不白日掌灯？”那学生哭笑不得。
○ 批判与继承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
○ 坚持“孤往精神”
熊十力的学识，引起了蒋介石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辞而不受。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两句话，或许也是对熊十力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九、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
○ 恃才自傲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在西南联大时，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 尊重学问
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介石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
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
○ 违背承诺，该打
抗战前，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但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老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室内并无僧人看守，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睡着了，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
刘文典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后来他说：“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十、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 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 幽默的回击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 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辜鸿铭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他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 驳斥英国孙子
10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 维护儒家学说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第三辑
十一、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 我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
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最终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实现了“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
他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十二、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为梅曾臣长子。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清华百年的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 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 14 位，涌现出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位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以维家用。
他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心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心系故园
梅贻琦离开北平以后一直心系故园母校。他一生历尽“筚路蓝缕”、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不论他在哪里，心却一直系念北京清华故园。1942 年他与顾毓琇酬答诗中有言：“……廿载切磋知不足，五年飘泊泪由衷。……回首故园清绝处，堂前古月伴孤松。”其中的“堂前古月”，即指北京清华园古月堂和堂前的古松。这期间，他还曾与校友们相约，一定打败敌寇，最后相聚于清华园。在台湾期间，他心系故园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深切、感人。
十三、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他是中国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并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 性情心智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师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 爱国情怀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痛哭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他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 评价
冯友兰：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张申府先生曾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十四、大儒无声——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
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 最高学位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 布衣情怀
季老住院期间，每天下午，是他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有时秘书李玉洁老师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也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
医生来换药了。季老的腿上打了两个洞，把塑料小管子生生地杵进去，才能打药，有时还得在肉上动刀子剪子。看得李玉洁老师心“嗵嗵”跳，连护工都跟着直冒汗，可是每回老爷子都谈笑风生。等医生们走了，李玉洁老师颤声问：“先生您真不疼 ”老爷子回答：“不疼是假的，但又何必给大夫增加思想负担哪？”
不仅如此，老爷子还老对医护人员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差不多就行了。”
在季先生心中，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只是不关心自己。护工也是家庭成员，不但照付工资，和颜悦色，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
○ 人格魅力
李玉洁老师对季先生简直敬如天人：“虽然照顾老先生从体力上确实累,因为我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可是从灵魂深处体验到特别的幸福，觉得生活在他身边是一种享受。”有人问享受什么。李玉洁老师回答：“首先是人格魅力。老先生在做人上，从来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也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爷爷聊过家常。”
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亦即圣贤精神。这是从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树上开出的灿烂花朵，是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竹林七贤……无数布衣知识分子薪火传承下来的高贵文脉。这个文脉讲究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这是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立国之本。
○ 心系家国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极为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
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 宽人严己
有一件事在三O一医院引起轰动。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的样子。当他们来到季先生面前，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
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还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
什么叫“大师”？作为“大师”，至少他必须是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应执守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先生都做到了。
○ 三辞桂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 存真求实
季老在其为自选集所做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一文就这样说道：“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2009年1月30日《京华时报》）
○ 良人已逝，良知犹存
季羡林先生走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显示出了可贵的毅力与真诚。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 经典语录
1、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2、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3、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4、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5、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6、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7、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8、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9、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10、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11、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12、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3、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4、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15、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十五、寂寞大师——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被冠以“钱学”之称。他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
● 钟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面对《管锥编》，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钱钟书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钱钟书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钱钟书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
● 童心苍老，智慧不老为神话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60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 博闻强记，当代学人第一人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 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
钱钟书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着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 兢兢业业，为人治学树立楷模
钱钟书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1938年，钱钟书先生留学留学英、法结束时，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
“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 经典语录
1、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
3、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
4、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5、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6、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7、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
8、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
9、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
10、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
11、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
12、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13、文凭就好象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包羞遮丑。自己没有了文凭好象精神上是赤裸裸的，没有了包裹。
14、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15、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好的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16、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
17、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
18、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19、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20、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21、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22、科学跟科学家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越老越可贵，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
23、睡眠这东西脾气很怪，不要它，它偏会来；请它，哄它，千方百计地勾引它，它便躲得连影子也不见。
24、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给科学家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25、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